畅游哈密

巴里坤雄踞新疆东北边陲，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至今，遗存有城池、烽隧、卡伦、驿站等军事防务设施遗址百余处。当铅华洗尽，这座渗透着先辈们血汗、汇聚了古代文明的边陲小城民风依旧，古韵犹存，除了随处可见的古城墙、古民居、古庙宇以外等，还有一处老建筑，上了年纪土生土长的巴里坤人都知道，那就是记录着丝路重镇辉煌历史的清代粮仓。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清代乾隆年间所建的仓廒。说粮仓不得不提起粮食，粮食生产及储存具有悠久的历史。据载，从近50年来大量出土的文物和历史考证，我国原始农业启蒙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发展于新石器时代（距今约1万年左右）。而粮食的储藏是农业栽培的继续，储藏技术是伴随着农业的发展而发展的。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随着原始农业的发展，农业生产形成了一定的规模，粮食出现了剩余，才逐渐由粮食加工发展到储藏，而粮仓是粮食储藏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到巴里坤农业的出现，1984年新疆考古研究所对兰州湾子的考古发掘中出土的碳化麦粒这一事实，有力地证明了早在千年前这里就有了种植业。

 《旧唐书·地理志》载：“伊吾军，在伊州（哈密）西北三百里甘露川，兵三千人，地五千亩，马三百匹。”可见当时戍边的伊吾军亦兵亦农，垦荒种地已经成为战事之余的重要任务了。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康熙帝下旨：“巴尔库尔、科布多、乌兰古木等地种地之事甚属紧要，若种地得收，则诸事俱易。”并派副都统苏尔德管理巴里坤等地屯田事务。这种自力更生、自我发展的做法一方面避免了车马劳顿长途运输带来的诸多困难，另一方面减轻了朝廷的财政支出，使将士们的生活资料得到保障，既提高了生存能力也增强了战斗力，更为重要的是粮足兵多势众的威武之师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牢牢把守丝绸之路东西要冲，让入侵者望而生畏，破灭他们趁虚而入的幻想。

康熙六十一年（722年），巴里坤清兵播种青稞2000石，秋天收获15070石。雍正八年（1730年），屯兵收获青裸30680石。

乾隆二十九年，朝廷派遣陕甘总督杨应琚募民屯种，在今大河一带（古时称之为“甘露川”）“有泉水处开渠二千丈，第二年又新开二千丈，用开渠之土建乡堡3座”供屯田人居住，建成了巴里坤最早的移民屯田村庄之一。

随着清代军屯、民屯、犯屯等移民人数逐年增多，耕地面积渐渐扩大。据《巴里坤县志》记载，乾隆二十四年至三十七年间，巴里坤粮食连年丰收，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巴里坤屯田面积达到88890亩，粮食产量达到前所未有的数量，在当时全国少有，一时间“东疆粮仓”盛名远扬，“屯稼堆云”的壮观也因此而成为巴里坤老八景之一。

乾隆二十一年（1756）镇西府设粮务道，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政府拨专款修建在汉城南街西侧建成南北走向两排共8座仓廒（廒是贮藏单位，每5间为一廒）储粮，东西两边各建4座，在建筑规制上谓之八王议政。粮仓为土木结构，仓顶设通风楼，墙壁极厚，粮仓地面用松木板铺设，防潮隔热，粮食不易霉变，每栋仓房长6.5丈，宽3.4丈，高1.8丈，仓容6000石。总仓容4.8万石。2013年，被列为自治区第七批文物保护单位。

在8座粮仓北向居中位置建有廒神庙，古代粮仓称作“廒”，因而廒神又被称作仓神。廒神的主要作用是防鼠。这老鼠又分为两类。一类是动物老鼠，另一类“老鼠”，则是指贪官污吏。为了让看守的人能够恪守职责不做“硕鼠”，人们就想出请神监督的法子来，这大概就是廒神的来历吧。

在清·韶公《燕京旧俗志·岁令篇·添仓》中，关于旧京官仓和粮商所奉仓神的介绍是：“相传仓神为西汉开国元勋韩信，俗称韩王爷，不知何所根据而然。其神像系一青年英俊者，王盔龙袍，颇具雍容华贵之像。神前旗伞执事等类甚多，尚有配享之神四尊：一老者，两壮者，据称为掌管升斗之神；另有一面目狞恶者，则系为流年星宿中之大耗星君，所以配享此君者，系掌管仓中之耗子起见”。可见廒神就是韩信的化身； 一种说法是，清代州县粮仓常建有仓神庙，他们供奉的仓神是萧何，清·管同《因寄轩文初集》卷七《德州廒神庙碑》就有所记载，因萧何在楚汉战争中以宰相之职留守关中，向前方督送士卒粮饷源源不绝，因而明朝的粮仓也有奉萧何为仓神的。

常言道“民以食为天、国以民为本”。早在三国时期，曹操就说道：“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由此可见，古人对于新疆屯垦与国家安全的关系早有认识。新疆曾一再遭遇列强觊觎入侵、内部动乱及民族纷争的危局。不过，由于清朝在新疆广泛实施屯垦成效显著，基本成功抵御了外族入侵，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遏抑了内部动乱及分裂活动。

巴里坤屯田在清代作用非凡，在很大程度上助力清朝统一新疆。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皇帝分兵三路进击噶尔丹部，深入漠北3000余里，终于在昭莫多大败噶尔丹。追击噶尔丹的三路大军，仅用于运送粮草的大车就有7000多辆，每辆车用四匹骡马拉拽，使用畜力达3万匹，运粮队员1万多人，整个运送粮草的队伍浩浩荡荡达50余里。清朝最终消除准部势力，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前后达68年之久，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粮草补给问题。

为了统一天山南北，彻底解除噶尔丹的威胁，清朝开始在巴里坤屯田。

巴里坤，水草丰美，地处天山东部的哈密北部，是进出新疆的门户，早在唐朝就已成为屯田重地。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正月，清军进驻巴里坤后，将军席柱向康熙奏报：兵丁米粮不能接济，部队面临着断炊的危险。于是，康熙发布诏敕命令，先让500名绿营兵在巴里坤下涝坝专事耕种，给予口粮、耕牛、种子，并指派专人负责屯田事务。此后，清朝不断加强巴里坤的屯田力量，共立二十三营屯田兵，形成了周围二百余里的屯田区。至雍正元年（1723年），巴里坤收获了青稞21060石有余，解决了巴里坤大部分驻军的粮食供应问题。在乾隆统一新疆前夕，巴里坤已经成为新疆屯田的示范区和粮食供给最重要的补给地，至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屯田的官兵达到1000名，屯种田地18700亩，不仅大量种植青稞，而且开始种植小麦、豌豆等作物，生产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

巴里坤屯田，不仅稳定了清军在新疆的边防阵营，更为重要的是解决了他们的军粮问题，为统一新疆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后方基地和后勤保障。此后，清朝又陆续在哈密、吐鲁番地区屯田，这些屯田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清军长途运粮之累，最终使得清朝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平定了准部势力，统一了新疆。

从巴里坤屯田开始，清朝揭开了新疆屯田的序幕。在屯田开发过程中，促进了民族融合与社会稳定。曾经有人这样评价：清代以来中国史上先后有三大长征奇迹——锡伯族西迁、土尔扈特部东归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这三大长征奇迹中，清朝屯垦新疆时期就占了两个。土尔扈特部东归自不待言，是清代乾隆时期民族回归与社会融合的代表，而锡伯族从东北横跨近万里到伊犁屯垦的事迹更为可歌可泣。锡伯族，原来居住在盛京（今沈阳）一带，乾隆二十九年（1764）的四月，清朝政府从盛京等地征调锡伯族官兵1020人，携带在册家眷共3275人到新疆伊犁屯垦戍边。这批锡伯族民众在满族官员率领下，经过一年零五个月的艰苦跋涉，到达新疆伊犁地区进行屯垦。途中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700余名，主要是后来追上的不愿分离的亲人和途中出生的350名婴儿。据传，当年乾隆皇帝曾亲口许下“六十年回故乡”的诺言，而今4个60年都已过去了，锡伯族仍然固守在第二个故乡新疆伊犁。今天的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就是他们当年的驻地。

除锡伯族外，清朝从乾隆二十七年（1762）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从甘肃的肃州、安西、高台、敦煌、张掖、武威、中卫等地向天山以北的乌鲁木齐、乌垒、奇台、昌吉、奎屯、精河等地移民7586户，进行屯田。由清朝组织的新疆屯垦移民，不仅包括大量的八旗子弟移民、绿营兵、陕甘贫民，也包括新疆乌什、叶尔羌、和阗、吐鲁番、哈密等地的维吾尔民众，这些维吾尔民众曾一度迁徙到伊犁等地进行屯田。不同民族的屯垦移民一起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共同生产生活，在此落地生根，形成了一个多元、开放、稳定的社会共同体，对于新疆社会稳定有着重要作用。

清代新疆屯田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清朝统一新疆以前时期，主要是康(熙)雍(正)时期；二是清朝统一新疆以后的近百年间，主要包括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三是新疆建省前后，即光绪时期。

在第一阶段，由于清朝与准噶尔时战时和，为解决军队粮食供给问题，清朝开始在巴里坤、哈密、吐鲁番等地屯田。但此时屯田形式单一，规模较小，且仅限于新疆东部地区。

第二阶段可分为乾(隆)嘉(庆)和道光前、后两个时期。在前一时期，由于清朝统一新疆，屯田获得很大发展。屯田点遍及全疆，形式多种多样，不仅有兵屯(包括旗屯)，而且有民屯(户屯)、遣屯、回屯。

兵屯，即利用军队进行屯田生产。清朝统一新疆后，从内地调数万以汉族、回族为主的绿营军队，携带家眷集中在天山北部地区长期驻防。这些军队到新疆后，除少数用于其他事务外，大部分从事屯田。他们在原有军队建制的基础上，分布在东从巴里坤，西到伊犁、塔城的天山北部各主要地点，开荒种地，使大片万古荒原成为肥沃的良田。

民屯，即以汉族、回族农民为主进行的屯田生产。清朝统一新疆后，为了加速新疆地区的经济开发，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动员组织内地的农民到新疆屯田。对内地愿意到新疆屯田的农民，官府提供车辆和沿途生活费用，并派人护送到屯田目的地。农民群众到达屯区后，官府提供土地、农具、种子以及房屋、口粮等。农民垦种的土地，六年之内不纳税，收入全部归己；鼓励有能力的农民多垦种土地，这部分多垦种的土地也长期不收赋税。在清廷的大力鼓励支持下，内地，特别是靠近新疆的甘肃各州县的贫苦农民群众大批迁居北疆地区，开荒种地，很快成为新疆发展农业生产的一支重要力量。据有关资料统计，到嘉庆末年时,北疆在册民屯人口已达20万人以上，垦种土地至少在100万亩以上。

回屯，即维吾尔族农民群众进行的屯田。清朝统一新疆后，从1760年到1768年，清朝官府从南疆各地共动员组织了6 300余户维吾尔农民到伊犁河两岸垦荒种地。在伊犁种地的维吾尔农民分设九屯，由各级伯克管理。嘉庆九年(1804年)，由于人口繁衍，又增设四屯。每户每年向官府交粮16.6石，每年共向官府交粮10万石左右。维吾尔农民所进行的屯田不仅成为伊犁地区农业生产的主要力量，而且是这一地区国库粮食的主要来源。

遣屯，也称犯屯，即由内地发遣到新疆服刑的罪犯进行的屯田。1756年，清廷把内地重罪免死犯人首批发遣到哈密屯田。以后，又陆续将一些犯人发遣到巴里坤、乌鲁木齐、昌吉、玛纳斯、乌苏、精河、伊犁、塔城等地。每人给地12亩，另给种子、牛具，每年纳粮6石。携带家眷者，另给地5亩，自行垦种。这些屯田遣犯的生产活动一般由当地驻军直接监管，表现较好者可以在当地落户，成为在籍农户。在清代新疆屯田中，犯屯规模虽然比较小，人员流动性比较大，效果并不理想。但很多遣犯服役到期后多在新疆安家落户，后来成为新疆民屯的重要一部分。
旗屯，即由驻防新疆的八旗官兵进行的屯田。清朝统一新疆以后，把内地满、蒙古(察哈尔)、锡伯、索伦(达斡尔)等族八旗官兵移驻北疆携眷长期驻防。除满族官兵专事训练巡边外，其他各族官兵都要“自耕自食”或“自牧自食”。特别是锡伯族官兵在迁居新疆前，就曾长期从事过农业生产，迁居伊犁河南岸后，仍然从事农业生产。后来，驻防伊犁的满族官兵群众发生生计问题，曾组织过本营的闲散余丁进行农业生产，但由于种种原因，时断时续，成效很不理想。蒙古、索伦等族官兵也曾进行过少量屯田活动，但成效不大。
后一时期即道光时期，主要在平定张格尔、玉素甫之乱以后。在这一时期，天山南北各地迅速增加的人口与耕地不足的矛盾日渐显现出来。为此，在各地官府主持下，新疆掀起了一个垦荒种地的新高潮。清朝也一改过去的民族隔离政策，允许移民迁入南疆的伊拉里克(今托克逊县境内)、喀喇沙尔(今焉耆)、库车、阿克苏、乌什、巴尔楚克、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等地，进行屯田。据统计，在这一时期，全疆新开垦土地总数在100万亩以上，其中南疆新开垦的土地就占60余万亩。这些新开垦的土地绝大部分给维吾尔、汉、回等各族贫穷的农民耕种，不但解决了他们无地或少地的问题，而且也使官府增加了粮赋收入，进一步促进了新疆农业生产的发展。
清代新疆屯田的第三阶段在新疆建省前后，即光绪时期。由于战乱和外来侵略势力的破坏，在清军收复新疆时，许多城镇“已同平地”，土地荒芜，“榛莽丛生”，人口大量流亡，不足从前十分之一①。在这种情况下，招集流亡，兴办屯田，自然成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主要手段，其主要形式自然是民屯。1887年初，新疆巡抚刘锦棠奏定《新疆屯垦章程》，将民屯事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至清末，新疆已经开垦出有水可灌溉的熟田 l100余万亩，人均占有旱涝保收的农田5亩，超过同期全国人均占有耕地面积的一倍。
在谈到历朝历代屯田时，《西域图志．屯政》说：从汉代晁错建议募民徙塞下，已兆屯田之法，至宣帝遣故将吏屯田张掖，而屯政日升。自此以后，“凡有军兴，必修屯政，然而师行则举，师旋则废。议者徒备一时权宜，而未得经久承行之利……汉唐之屯政，专为养兵，而未能兵民并济。汉唐之屯政，专为供战，而未能战守兼宜。”这段议论颇有见地，它既指出了以前各代屯田的局限性，又表明了清代新疆屯田“兵民并济”、“战守兼宜”的特点。清代屯田更注重新疆地区的开发和建设。
清代新疆屯田的形式多样，但主要是民屯。乾隆皇帝曾经指出：国家承平日久，生齿繁庶。“今日户口日增，而各省田土不过如此，不能增益，正宜思所以流通，以养无籍贫民……西陲平定，疆域式廓，辟展、乌鲁木齐等处，在在屯田。而客民之力作、贸易于彼者，日渐加增。将来地利愈开，各省之人，将不招自集。其于惠养生民，甚为有益。”解决内地一些地方人口过剩问题，移民实边，“惠养生民”成了清代新疆屯田的主要目的之一。所以，民屯发展快，规模大，分布广，成为清代新疆屯田的又一显著特点。
清代，通过屯田为重要手段对新疆进行开发和建设，不仅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巩固了祖国西北边防。所以道光皇帝说：“是屯田一事，实为安边、便民、足食、足兵之良法。” 这是清代新疆屯田的意义之所在，也是历朝历代新疆屯田的意义之所在。
新疆屯田管理不仅为清朝政府培养了大批重要干部，而且还促进了新疆州县制和新疆省的建立。清朝统一新疆后，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设立伊犁将军府，在新疆实行以伊犁将军为首的军事统治。随着屯垦尤其是民屯的开展，甘肃、陕西等地民众不断进入新疆，屯垦地域逐渐扩大至整个天山北路。为加强对这些屯垦区民众的管理，清朝逐渐设立民治机构。从1773年起，清朝在巴里坤设镇西府，乌鲁木齐设迪化直隶州，其他地方分别设阜康、昌吉、绥来、宜禾、奇台等县。左宗棠收复新疆后，大力推动新疆建立行省。1884年11月，新疆省正式建立，刘锦棠被任命为首任新疆巡抚，将迪化直隶州升为府，新疆军政中心由伊犁移到迪化（今乌鲁木齐），当时的新疆省下有道、府、州、县诸级。新疆省的建立结束了历代中央王朝在新疆长期实行的军府体制，使新疆与内地行政建制一体，政令一致，有利于新疆社会稳定和边疆安全。
清朝与准噶尔交战时期，安西、巴里坤长期是战争前线，巴里坤也是清军维护新疆稳定的桥头堡。乾隆二十四年(1759)移安西提督(驻今甘肃省瓜州县)驻巴里坤城，改为巴里坤提督，不久又于乌鲁木齐城设乌鲁木齐总兵。乾隆二十九年(1764)移巴里坤提督驻乌鲁木齐，改为乌鲁木齐提督，并移乌鲁木齐总兵驻巴里坤，改为巴里坤总兵。
巴里坤总兵统辖镇标四营：镇标中营、左右两营、城守营，兼辖哈密协，古城营，塔尔纳沁营。
同治年间及光绪初年，陕甘回乱、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清政府处处派兵镇压，无暇顾及新疆。新疆被阿古柏霸占建立了所谓的“哲德沙尔汗国”，又叫“七城国”。清政府在新疆的主权事实上已经瘫痪，但就是镇西厅——巴里坤始终不失，说明巴里坤自古就是通往新疆核心的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1865年中亚浩罕汗国军事头目阿古柏率兵侵入南疆，1871年，俄国乘机出兵占领新疆军政中心伊犁地区。为收复新疆，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根据新疆敌情及地理特点，制定了“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战略方针，在战争中尤其注重解决战争后勤补给问题。因此，左宗棠一方面努力筹运粮饷，整顿军队，改善武器装备，另一方面事先命西征军前锋部队统帅张曜，驻军哈密兴修水利、屯田积谷。左宗棠在哈密的四个月时间里，组织军民大力改善天山的运输通道，修筑盘山路，并多方筹集粮秣，发动军民屯田垦荒，兴修水利，增粮积谷，减轻内地长途调运粮草的困难。在左宗棠的大力支持下，张曜在哈密屯田积粮成效显著，1876年一年就收获粮食5160余石，基本上可以解决该部半年军粮所需。当时上海“泰来洋行”的德国技师福克，曾在哈密与左宗棠会面，在观看了部队军容军貌和后勤准备后感慨道：“清军若与俄国交战于伊犁，必获全胜”。
左宗棠在逐渐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屯垦开发活动也逐步恢复和发展起来。他设立善后局和分局，一方面招抚当地流散人员，给予土地耕种，另一方面招募内地人民，并收留清军老弱士卒，鼓励地方军队中有妻室者解甲归田，从而使新疆一度中断的屯垦又逐渐恢复起来。《阿古柏伯克传》的作者包罗杰说：“中国收复新疆，毫无疑义，是一件近50年中在亚洲发生过的最值得注意的事件，同时这是一个多世纪以前乾隆出兵这个地区以来，一支由中国人领导的中国军队所曾取得的最光辉的成就。” 这个成就的取得，是与屯垦戍边的传统和实践分不开的。
当时的巴里坤镇总兵是何琯，甘肃甘州人，原本是巴里坤游击，当巴里坤出现了骚乱时，他果断的予以平定，保障了巴里坤的安全。之后他团结当地人民士绅商人，组织民团，坚决抵抗叛军的进攻，数次击退叛军。同治四年（1865）因功升为巴里坤总兵，次年率军收复哈密两城，期间与叛军进行激烈争夺。六年再次收复哈密，进而屯兵五堡，被授予为记名提督。当时整个新疆大多沦陷于阿古柏手中，而巴里坤屹立不倒，苦苦坚守，为最后左宗棠率军收复新疆保住了一个重要的桥头堡和进军基地。
巴里坤耐看 ,是因为它在繁盛千年的丝绸之路上,站在这里,你看到的是从历史深处走出的驼队。巴里坤汉满古城,就像是两枚方形印章,盖下了自汉唐以来西域风云的印记。
巴里坤是中原汉文化进入西域最早的栖息地,有着数千年的屯田史,大河镇一带在古代被称为甘露川,非常适宜农耕。令人叹为观止的历史文化遗存,再加上浓郁的多民族风情图,天然构造出一幅千年农耕图。
站在这座240多年历史的粮仓里，不能不说说巴里坤的美食。

巴里坤秦末汉初时称蒲类国，唐时归入中原版图，更名为蒲类县。是古丝绸之路北新道进入新疆的第一重镇，为历代中原地区连接西域的中枢。中西文化、民汉文化在这里交融荟萃，是新疆汉文化的母源地，是与乌鲁木齐、伊犁齐名的“三大商都”之一。曾经“华戎交汇，驼铃叮咚，商贾云集”，繁盛之至。这里截然不同于其他地域独特的地理环境和自然环境以及深受外来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的影响，最终形成了个性十足的巴里坤美食文化。　　

美食的前世就是风景如画

巴里坤湖四周山峦起伏，湖中碧波荡漾，特有的高原清朗和湖中深入眼底的蓝，让人犹如置身仙境。丰沛的巴里坤湖水富含的矿物质，滋润着湖周辽阔的牧场。野花竟放的季节，牧民纷至沓来，游牧湖畔，典型的高原大陆性冷凉干旱气候，为人畜避暑胜地。埋头草地间的羊群恰似飘过草原的朵朵白云，悠闲自在地啃食着丰美的碱性水草，个个膘肥体壮。在碱性物质复杂的化学作用下，这里的羊肉不膻不腥且肉质鲜美。

巴里坤当地丰富的物产、独特的气候以及来自内地固有的饮食文化和娴熟的美食技艺，为催生出各种美食做足了铺垫。据《汉书》、《唐书》、《清史稿》记载，巴里坤从汉代起就有汉族在这里戍屯。清代自康熙年间开始了大规模的屯垦，先后有数万农民从甘肃、陕西、山西 等地迁居到巴里坤。他们的到来，带来了更为先进的农具和农耕技术。在当时屯田政策的引导下，屯田规模迅速扩大，农作物产量也有明显增加，尤其是春小麦的大面积的种植，充足的粮食储备不仅满足了当时军队用粮，而且为制作各类美食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巴里坤人喜食面食，制作面食技艺极其高超。来自不同地域的人群，带来了各自家乡的生活习惯、节日习俗、饮食习惯和美食技艺，与当地丰富的物产和文化习俗相结合，催生出各式各样的新美食，极大丰富和改变了人们的食物结构和美食观念。林则徐在《马莲井子》一诗中，就以“闻香炊饼熟”的诗句描写巴里坤面食制作场景，表明在160多年前，巴里坤的面食文化就已很兴盛。有人说：品尝过了巴里坤的美食，你便尝到了这块土地的味道，你便知晓了巴里坤人的秉性。

巴里坤草原是新疆三大草原之一，素有“古牧国”的美称，发达的畜牧业，造就了当地人喜吃肉食的饮食习惯。这里的牛羊终日啃食略带盐碱的青草，肉质鲜香味美，绝无膻味。在这里肉食的做法颇多、各具特色，可以蒸、煮、烤、炒、涮、熏。和肉有关的美食有羊肉焖饼子、清炖肉、烤肉、扒肉、羊肉土火锅、羊肉烧条子、熏马肠……。在这里烤羊肉按公斤算，煮羊肉论只说，“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吃法传递出巴里坤人豁达、豪爽的性格特征。

巴里坤自古屯田，是有名的“东疆粮仓”，小麦的盛产注定了面食制作在巴里坤的无限可能。巴里坤人来自五湖四海，浓浓的乡愁通过一碗面得以舒缓。与此同时，各类面食制作技艺在此交汇融合，形成了“一面百样”、“一面百味”的面食制作特色。通过蒸、煮、煎、炸、酪、烤的制作，巴里坤面食种类极其丰富、举不胜举。在这里拉条子要手搓才够劲道、馍馍大如车轱辘才够过瘾、饼子薄的像纸才是正宗，挑剔的味蕾让朴实无华的面粉也风生水起。

美食是自然的馈赠，任何繁复的加工最终抵不过食物的原汁原味。巴里坤优越的自然环境，盛产各种野菜。野蘑菇、沙葱、椒蒿、锁阳、发菜，或是藏在深山戈壁，或是长在田间地头，只需稍加烹饪，便是人间美味。食物本真的味道是人类最初的味觉体验，它会念念不忘留存于唇齿之间，而这些生长于巴里坤的野味正好勾起了味蕾的思念。时光留给巴里坤质朴的颜色和从容的节奏，人们在这里悠闲享受人生，关于吃从不马虎，人们会吃、爱吃、能吃，津津乐道于吃，慢慢衍生出文化的一部分，息息相关于生活中的每个细节。羊肉焖饼子抒发了巴里坤人补天补地的豪情，殊不知纪晓岚和羊肉焖饼子还有段佳话，让这道美食愈发传奇；二月二龙抬头必须吃羊头，祈盼五谷丰登，老百姓在今天剃个头，精神抖擞一整年。巴里坤人常说“有了不可睡下吃，没了不可跪下吃”、“吃亏的人常在”，从口到心，从三餐到人生，食物不再是果腹之物，而是人们最为朴素和笃定的人生信仰和处世哲学。

最美的草原，最热情的人们，用一场美食的盛宴等待你的到来！